释永信：跳出三界外、终落红尘中

　　这年头，打脸总是来得那么快。

　　昨天，我的《释永信风波背后 袈裟与西装的撕裂》一文发出去两小时，少林寺官网官宣，称这位执掌寺院近三十年的方丈涉嫌刑事犯罪，包括挪用侵占项目资金、严重违反佛教戒律、与多名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并育有私生子。目前正接受多部门联合调查。

　　我之所以写上文，而且在中，基本没敢多谈释永信本人的事，就是因为此前媒体询问少林寺，得到的回应是“等官方消息”“不清楚”。

　　写作此文时，我还在想，要充分汲取之前的“教训”，没有官方定论，释永信就还是天下第一寺的主持，是名人，担任过政协第十二届河南省委员会常务委员、且至今为止仍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，文字稍有差池，就又会被尊敬的微信公号审核团队老爷们手起刀落、删文甚至更严厉的处罚了。

　　没想到呀，没想到，两小时后，曾经的“少林掌门”，从“高僧”变成了“嫌疑人”。

　　一个出家人，住持天下第一寺，手握无数资源，却在红尘中翻了车。有人说他堕落，有大v骂他“千年淫僧”，但与其说释永信是坏人，不如说他是权力结构的牺牲品。权力没有笼子，天下第一主持也会走下神坛。

　　释永信的人生轨迹，用“少年得志、中年得意”来形容毫不为过。十六岁出家，拜入行正方丈门下，随后前往江西云居山、安徽九华山、北京广济寺等地参学，这种经历在当时，堪比“海归”。

　　一九八四年，他学成归来，年仅十九岁，就被推举进入少林寺民主管理委员会，协助方丈处理日常寺务。

　　一九八七年，行正方丈圆寂，年仅二十二岁的释永信接任管理委员会主任，全面主持寺院事务。

　　
 

　　当年，他不过是个刚成年的青年，却已执掌一寺之重权。他是少壮派，是当时主持着力培养的接班人。

　　
 

　　公正而言，释永信能有今日之地位，不完全是靠上届主持的栽培，而是靠主持少林寺后的一系列实干。

　　一九八六年，他组织人力物力挖掘、一九八七年，他发起成立少林寺武术队，后发展为武僧团，成为少林寺对外展示的重要窗口。

　　此后，他陆续创办红十字会、书画研究院、中华禅诗研究会、《禅露》杂志、少林书局、网站、海外文化中心等，几乎是以一人之力，将一个传统寺庙打造成一个文化、宗教、商业三位一体的庞大体系。

　　释永信不是那种躲在禅房里打坐的和尚，而是个能干事、干成事的“少林CEO”。他提出“少林学”概念，试图将少林文化体系化，为后人留下可研究、可传承的思想遗产。创办的网站、海外文化中心，更是将佛教文化传播至全球，打破了传统宗教传播的地域限制。

　　释永信所做的一切，让少林寺不再只是一个宗教场所，而是一个文化品牌、一个世界符号。

　　可问题是，权力这东西，是吗啡，打多了就成了瘾君子。

　　释永信不是坏人，但他是一个被权力惯坏的人。

　　身兼少林寺住持、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多重身份，形成了一个几乎无人可以制约的权力结构。在传统宗教体系中，方丈是精神领袖，寺内无人敢质疑。

　　而在寺外，释永信似乎是一个企业CEO。但现代公司治理中，CEO的权力受董事会、监事会、独立董事等多重监督。但在少林寺的体系里，这种监督机制几乎不存在。

　　释永信所掌控的资源，远远超出了普通宗教人士所能触及的范围。少林寺早已不是单纯的清修之地，而是一个庞大的文化与商业综合体。从旅游收入、武术培训、品牌授权到海外拓展，少林寺的经济规模难以估量。

　　释永信作为唯一的决策者，拥有对这些资源的绝对控制权。没有制衡，没有监督，权力如同野马脱缰，迟早会失控。

　　释永信不是第一个出事的宗教界人士，也不会是最后一个。他的问题，不是个人修行的失败，而是制度设计的失败。

　　所谓“上位者都会犯的错误”，不是指贪欲本身，而是指当一个人长期处于无监督、无问责的状态下，很难保持清醒与克制。

　　释永信年轻时的锐意改革，与如今的落马被查，看似矛盾，实则统一。曾经是体制内的改革者，用现代手段激活了一个沉寂已久的宗教符号。但当他成为体制本身，成为那个无人可以挑战的“权威”，他便也成了制度漏洞的受害者。

　　在这里，我们无法回避少林寺的既有框架和结构。严格来说，少林寺就是“四不像”。

　　从法律上看，少林寺登记为“宗教活动场所”，非国有，由宗教事务部门登记管理。不是国家机构，也不是私营企业。它有自己的财产管理组织，但这些组织如何运作、如何监督，法律没有给出明确答案。

　　从产权上看，少林寺的土地属于集体所有，只有使用权，没有所有权。它建在嵩山之巅，却连脚下的一寸土地都不属于自己。

　　再看商业运作。少林寺的核心运营主体是“河南少林无形资产管理有限公司”，这是一家由释永信控股80%的私营企业。

　　也就是说，一个宗教场所的商业活动，是由一个私人控股公司来完成的。这种安排，看似合理，实则隐患重重。它既规避了国有资产管理的监管，又绕过了宗教活动场所非营利性的约束。少林寺的商业收入，既不进入财政体系，也不接受公众监督，成为某种意义上的“灰色地带”。

　　从治理结构来看，少林寺本体登记为非营利性宗教法人，但其商业运营却由市场化主体承担。“政企不分、教商不分”的模式，导致了一个奇怪的现象：释永信既是宗教场所的负责人，又是商业帝国的掌舵者。

　　他身兼少林寺方丈、公司法人、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、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等多个头衔，几乎集所有权力于一身。而这种“一身多职”的身份，让监督变得形同虚设。

　　谁来监督他？宗教事务部门？他们只管登记和备案，不管日常经营。

　　佛教协会？那是他自己的上级单位，也是他本人担任要职的地方。

　　公司董事会？那不过是他自己和几个亲信。

　　社会公众？少林寺的财务信息并不公开，外界无从得知其真实收支。

　　媒体？少林寺不是上市公司，没有信息披露义务。

　　真空地带，最容易滋生权力的腐败。因为没有人知道，他到底属于哪个体系，该接受哪种监督。“跳出三界外，不在五行中”。释永信就像一个“隐形的国王”，权力无限，问责无门。

　　年轻时是改革者，后来成了守成者，最后成了权力的俘虏，类似的故事太多了。释永信的故事告诉我们，没有监督的权力，无论披着多么神圣的外衣，最终都会走向失控。

　　佛之所以为佛，是因为脱离凡尘；而当佛开始涉足凡尘，他就有了七情六欲，贪嗔痴慢疑。

　　权力必须被关进笼子里，哪怕这个权力掌握在少林寺主持手中。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曾经做过好事，就原谅他后来做过的坏事。

　　同样，也不能因为一个人犯了错，就抹[*]他过去的所有贡献。释永信对少林寺的贡献不能抹[*]，他对佛教文化传播的努力值得肯定。

　　但他对戒律的违反、贪腐等行为，也必须接受法律与道德的审判。

　　释永信的故事，是一堂关于权力、制度与人性的公开课。

　　我们常说，人不能太贪，但制度更不能太松。如果一个寺庙主持可以一手遮天，那这个体系本身就出了问题。

　　而今囚车驶过山门，香客仍争抢“永信开光”手串。信徒们怀揣着虔诚与敬畏，将“佛的化身”奉为心中至高无上的存在，质疑与监督的念头，仿佛是对神圣的亵渎，被深深掩埋在信仰的土壤之下。

　　然而，在这看似坚不可摧的信仰壁垒面前，谁来担当起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监督重任，守护宗教纯粹的本真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