再有9个城市纳入试点：服务业扩大开放，为何重要？

　　4月11日，国务院发布关于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此次新增的试点城市不仅包括沿海开放型经济城市，还涵盖内陆重要节点城市，形成了“沿海引领、内陆联动”的开放格局，将更好地发挥试点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。

　　而就在同一天，商务部等9部门也发布通知，表示已总结了金融、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的试点示范经验，将在全国或相关地区推广。

　　实际上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，并非新鲜事。

　　从2015年开始，我国分三批设立了北京、天津、上海、海南、重庆、沈阳、南京、杭州、武汉、广州、成都11个试点省市。随着此次9座城市的加入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已增至20个。

　　那么，在密集部署服务业扩大开放背后，有何深意？这些被国家赋予开放重任的城市，又有何特别之处？

　　供给缺口、提升国际竞争力

　　多年来，服务业一直是我国最大的外资流入领域。

　　商务部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全国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8262.5亿元人民币。从行业看，服务业吸收外资5845.6亿元人民币，占比约七成。

　　若拉长时间线年间，随着产业结构升级、实体经济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发展，服务业吸收外资能力不断提高，服务业吸收外资占比由55.4%提升至70.7%。

　　过去十年，随着数字经济规模不断扩大，人工智能、云计算等新业态重塑产业格局，中国经济经历了结构转型升级、创新驱动增强等重大变化，在此背景下，服务业逐步取代工业成为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。

　　统计数据显示，2014年-2024年，服务业占GDP比重从48.2%跃升至56.7%。“再加上如钢铁、家电等行业制造业产能溢出，加快了制造业服务化、部署服务业扩大开放，所以提振服务业是突破瓶颈的必然选择。”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副院长韩永辉告诉

　　值得注意的是，韩永辉表示，当前全球服务贸易占贸易总额比重超23%，而中国服务贸易逆差长期存在，需通过开放提升竞争力。

　　在多重因素下，自2015年开始，国家聚焦于金融服务业、医疗健康产业、数字贸易与专业服务三个重点领域，启动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。

　　金融服务业方面，根据中国人民银行

　　“金融业开放通过引入国际资本和先进管理经验，助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，同时倒逼国内金融机构提升风险管理能力。”韩永辉说道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商务部

　　医疗健康方面，数据显示，到2035年，60岁以上人口预计将达4亿，为了满足民生与老龄化催生银发经济，医疗养老等服务供给缺口需社会资本与外资填补。

　　开放政策为跨境服务贸易创造制度空间。

　　据了解，海南博鳌乐城试点国际医疗旅游后，不仅吸引28家跨国药企设立创新中心，更带动国内高端医疗设备研发投入增长200%。

　　“除此之外，通过引入国际先进经验与竞争压力，有效打破行业垄断格局，加速本土服务业提质增效。财政部2023白皮书显示，上海自贸区取消外资会计师事务所限制后，倒逼本土机构审计效率提升40%，服务费率下降15%。”韩永辉说道。

　　从首批试点至今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，已开展逾十年之久。

　　早在2015年5月，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；2021年4月试点首次扩围，增加天津、上海、海南、重庆等4个省市；2024年7月，试点又扩围了沈阳、南京、杭州、武汉、广州、成都6座城市。

　　而根据此次国务院的批复意见，大连、宁波、厦门、青岛、深圳、合肥、福州、西安、苏州9个城市，也纳入在了试点的范围。至此，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已增至20个。

　　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向

　　上海城市风光

　　那么，为何会选择这些座省市作为试点呢？

　　从共性上来看，试点城市均为国家中心市或区域核心城市，具有完善的国际交通枢纽和成熟的开放型经济体系。与此同时，除海南、沈阳、厦门外，其余地区均为万亿GDP城市，拥有具备承接国际服务业转移的能力。

　　公开数据显示，此前确定的11个试点省市，外贸依存度平均达到45%以上，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并且，试点城市的服务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平均为65%，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10个百分点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在区域结构层面，试点城市已经涵盖京津冀、长三角、珠三角、东北和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地区，并与“一带一路”、长三角一体化、成渝双城经济圈、自由贸易试验区等发展部署。

　　上海城市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主任、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教授曹贤忠在接受

　　“此外，为了避免开放红利过度集中，平衡开放梯度，新增的9个试点城市覆盖东、中、西部，是区域经济协同发展、补强国家战略支点的需要。”曹贤忠说道。

　　例如，宁波舟山港货物吞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，具备良好的港口条件和物流基础，利于开展国际服务贸易，加强与“一带一路”共建国家和地区的服务贸易往来。西安作为关中平原城市群核心城市，通过服务业开放，能够带动周边地区产业升级和经济发展。

　　除了上述考量之外，试点城市在服务业发展上也各有特点，形成了差异化优势。

　　长三角地区，杭州、南京在数字贸易、电子商务等领域具有领先优势，推出数据跨境“白名单”等制度；沈阳、武汉侧重生产性服务业与供应链创新，允许外资参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建设；广州、成都则优先开放生活性服务业，如外资独资养老机构、国际文旅项目。

　　杭州城市风光

　　目前，试点示范已经取得显著成效。数据显示，2024年，11个省市服务业吸收外资412.6亿美元，约占全国服务业吸收外资的50.2%，超过了半数，覆盖金融、教育、医疗健康、数字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。

　　然而，在推进更高水平开放的同时，外资企业在试点城市落地仍面临着市场准入隐性壁垒、本土化适应与人才短缺等现实挑战。

　　韩永辉认为，为了使服务业面向外资企业开放，可以在试点城市全面推行“准入前国民待遇+负面清单”管理模式，建立统一的外商投资服务平台，实现审批事项“一网通办”。

　　“在人才引进方面，可以采取扩大外国人才签证适用范围，对急需紧缺人才实行‘绿色通道’。并支持试点城市与国际知名高校合作办学，定向培养复合型人才，并建立外资企业与本地高校的产学研合作机制。”韩永辉说道。